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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 老百姓有啥烦心事

作者:王永海   薛东平    时间:2007年1月25日  点击数: 2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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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农民篇

   农业是国家的基础,农民是农业的主力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由此可以看出,农业和农民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进程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农业和农民,国家曾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这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数亿农民过上好日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目前农民的现状如何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赴广大农村进行了认真地调查采访。我们认为,国家的惠农政策虽然制定的很好,但在一些地方,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严重的折扣和偏差。在广大农村中出现了许多不尽人意的事。广大农民有许多烦心事。

(一)

   “我们希望的是政令畅通、政通人和的良好政治局面;我们不希望中央、地方“两张皮”:‘中央你吹你的号、下边我唱我的调’政令不畅的政治局面”。

   退耕还林政策本是国家出台的一项旨在保护水土流失,恢复生态平衡的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但是,在中条山的盐湖区东郭乡刘范庄,73岁的郭祯祥老人见到记者,开门见山地说:要过年了,可我们就象过难关一样,乡亲们没钱啊!说着用袖口擦拭着眼角的泪水,激动地说,我原来是这村的村支部书记,退休后到城里工作了几年,这不人老了干不了了,97年回到村里,我们这个村紧靠中条山的山脚下村里地不多,从祖辈都是靠山吃山,生活过的虽不象别的村,但比从前已经是好多了,可自从盐湖区在这里实施退耕还林以来,农民的日子过的就不顺心了,发愁口粮了,以前村里人均2.5亩地,退耕还林后,人均还不足2分地,退耕还林工程将原本就土地稀少,土质特殊的口粮地几乎占完了,80%的口粮地全部种上了树木。
   刘范庄村民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祖辈一直以畜牧业为主,牛儿,羊儿自由地在山上觅食,呼吸着这里的新鲜空气,自从退耕还林以来,他们祖祖辈辈的“靠山”承包给了外地人,从此这里的牛羊被拒之在山门之外,承包人不容许这里的牛羊在山上觅食,一经发现罚款400——500元,原本就贫苦老实的农民,哪还敢让自己心爱的牛羊在山上,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生态的恶性循环,到今天再看那中条山没有一点造林的起色。县上每年都组织人员在山上造林只走过场,人们在山坡的碎石上挖个树坑连水也不浇,就用碎石把树苗埋上,成活率极低,这里年年造林,可年年不见树苗成活。过去,青翠的中条山腰上到处是成群的牛羊。如今,由于没有了牛羊儿生息之地,刘范庄全村两千多只羊儿锐减到六十多只,过去,两个村上百只牛儿现在也不足二十只。提起此事,农民们总是苦不堪言。年已七旬的郭祯祥村民告诉我们,目前,由于不切实际的退耕还林和人们长期以来盲目的乱砍乱伐,山坡上的植被已严重破坏。再加上缺少牛羊粪便的滋润,被破坏的植被很难自然恢复,村里自然环境已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刘范庄土质特殊只适合种红薯,棉花,花生,小麦,玉米。2003年7月,当这些农作物即将成熟时,政府一声令下,退耕还林,这些生命刚从地里长出,就被全部毁掉,种上了所谓的经济林。有的农民不想种树也不行,因为这是国家政策,否则就要罚款。这样一来,全村70多户农民,仅此一项就损失十四五万。可就是这些质朴的农民种上了树木后,快到年关了也拿不上应该早就发到他们手里的退耕还林补助款,分不上应得口粮。郭老说拿不到款的根本原因是,乡里说地里的林苗不全,现在补种上了,依然还拿不上。往年粮价是0.70元/斤,按200斤/亩粮补贴,可现在粮价已涨到0.78元/斤了,可政府还是按原来0.70元/斤来计算折价,更重要的是现在临近年关,无论是退耕还林还是粮食补贴都不能及时发放到手中。现在即便补上粮食补助款,也不足买200斤粮食。一位50多岁的妇女说:“我们缺粮的根本原因是退耕还林占了我们的田地,现在没有地种。我们宁要粮不要钱。如果给钱应按现在市场价折算分给农民。”
   在采访结束返回的路上,记者看到过去肥沃的良田已布满了发黄的枯草,荒草中摇动着弱不经风的小树,由于看到小树的存在,农民也不能在此种庄稼了。农民只能靠回家发放的退耕还林款艰难度日。眼下春节已经临近,但刘范庄的村民至今仍未领到2005年的退耕还林补助款,没有钱的村民用什么去购年货?用什么去购买过年吃的面粉?
记者感言:退耕还林工作一定要因地制宜切合当地实际,退耕还林一定要以强国富民为目的。退耕还林一定不能搞脱离当地实际的一刀切和大轰大翁。各级党政领导在作每一项决策时一定要用良心和责任努力寻找党的方针、当地实际、人民利益的最佳结合点。力争把好事办好,不要办砸。脱离实际、违背科学的瞎指挥,只能是祸国殃民。
   采访中:临猗县庙上乡山东庄村村民隋小黑告诉记者:现在全国农村,严重存在着政令不通的问题。首先是中央一再强调要发扬民主、民主自制、村民自制、财务公开。但是,到了基层农村基本上没有什么民主。许多村的财务帐目一塌糊涂;财务不公开、白条记帐、一人当家…..
如我们山东庄一任村长干了一年(2002年)他把村里的承包地,承包到了2026年,一年花销80多万。此任的另一个村干部把村里价值6万元的蜜枣加工厂,以2000元的低价卖掉了,这样引起广大党员群众的愤怒,从而引发了村里16名党员联名签字,要求退党。此事群众向乡、县反映,但一直没有效果。
特别是县上的审计组下来审计了十几天,发现该村长明显贪污两万余元,其它好多款项的用途都说不清楚。审计完毕后,该村长一直得不到法律的制裁。该县一名副县长对上访的村民说:“村长是你们选下的,县上怎么管这事。”
   此村长上任是非法选举的,乡人大主任自己提着选票箱,挨门挨户要求选民投票。村民代表都没有参加。如该村有一个大家族,兄弟4大家人,原计划要投该村长近20张反对票,但经过乡人大主任一运作,该村长只有6张反对票。
   村民们气愤的说:“该参选的村长侯选人,提前给乡人大主任进贡了几千元。该人的村官是花钱买下的。”
   这件事将全村老百姓的心彻底地浇凉了。该村村民对上级的不满,发展到了拒不交农业费。几年来,该村共欠交国家农业税几万元。
为了巩固和占领全国农村文化阵地,繁荣全国广大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发展和繁荣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文件。但是,在一些地区,一些村干部对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置若罔闻。他们为了给自己捞钱,变本加厉地卖掉了村里的文化娱乐场地、文化娱乐设施。让一些农村变成了疯狂的赌城。
乡村的文化娱乐“荒漠”何日才能变“绿洲”。
   “现在我们村过春节不愁吃不愁穿,愁的就是没有戏看无处玩。”1月1日下午,记者在临猗牛杜乡王寮村采访时,原县委退休回乡的73岁老人高著林无不忧郁地说:“现在村里少了文化娱乐活动,随之而来的是赌博成风,违法犯罪现象盛行。”
    据高著林介绍:没有实行责任制前的王寮村,每年春节前后,都要举行许多文化娱乐活动。“老婆老婆你别搀,过了腊八就是年”高著林笑到,“那时虽然贫穷,但是人民年过的开开心心。”吃过腊八饭后,春节的序幕便拉开了,伴随着二十三祭灶王爷、二十四扫房子…….一直到除夕熬年夜、大年初一穿新衣,春节正式开始了,这时的农村是欢腾的农村,这时的农村是兴高采烈的农民。因为村里众多的开心活动等着他们玩乐:唱大戏、踩高跷、舞龙狮、扭秧歌、耍旱船、闹社火、打篮球、打乒乓球、拔河比赛。在这一系列欢快的娱乐活动中,人民走动着相互拜年祝福,到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闹花灯。猜灯谜之后,春节才渐渐地合上了帷幕。
    联产责任之后,王寮村的人们生活好了,日子富裕了。而这年味却越来越淡了。村里的篮球场等文化娱乐设施没有了。其次,村里也不唱大戏了,村民之间的关系淡薄了。而乡村领导也不再举行群众庆祝春节的系列活动了。即使村里少数人自发组织地一些文化娱乐活动,由于缺乏多数人的激情,也显得索然无味了。失去了文化娱乐场地和文化娱乐活动的王寮村村民,在淡淡的爆竹声里,人们支起麻将桌赌钱或支起扑克摊赌钱,到处是赌博的人群,到处是因为赌博而响起的谩骂声。更有甚者一些村民为了偿还大量的赌债而走上了盗窃、抢劫违法犯罪的道路。
   王寮村只是中国广大农村缺乏文化娱乐生活的一个缩影。采访中:盐湖区东郭镇刘范庄73岁的郭祯祥老人、席张村25岁的阎运鹏、临猗县50多岁的刘满喜在春节即将到来之即,在无不盼望着在一年的操劳之余,能享受到往昔过春节时的那种丰富多采的文化娱乐活动。
   现在的农民不但需要丰富的物质生活,更需要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如何让富裕后的农民重新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娱乐活动,让他们在衣食无忧的同时,让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欢娱起来,这不但需要乡村基层组织投入一定的资金建立健全农村的文化体育设施。而且更需要党员干部的引导,更需要上级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尽快让乡村荒漠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变成绿洲。

(二)

   “我们希望自己的村官廉洁奉公、实实在在地为村民服务;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村官以权谋私、大肆为自己敛财、漠视百姓的疾苦”。

   采访中隋小黑深有感触的告诉记者:“中央要求所有党员干部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要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比如:我们山东庄刘太原当了4年村长,为村里盖起了教学楼、建起了蜜枣加工厂,为群众免除了4年的村提留,乡统筹,合计50余万元。大家都说他是个好村官,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好村官,他把入党申请书递交了两年多,但是他就一直入不了党。这位好村官感觉到当官吃亏,一年四季只忙村里事,而自己家却一年少赚两三万元。由于他在入党申请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员对他的卡要,他对党的信仰产生了危机,一气之下,该同志辞去了村长职务。群众无不惋惜的说:‘多少年来,村里才出现这么一个好村官,现在又辞职不干了,群众又要遭殃了’,后来群众的担心得到了印证:之后的另一村官上任后,以权谋私、 大捞钱财、用大钱办小事,如:村里新建一座水塔,村里和施工方定合同时,施工方做了3.3万元的工程预算,该村长说:“对方的工程预算做的太低,最后结帐时村里付施工方4.5万元,比原来的施工预算高出1.2万元,如该村村长安装路灯,按设计要安350盏路灯,别的村安一盏同样的路灯需37元,而我们村安一盏路灯报帐是200元,比别的村高出了5倍多。如过年时给村里老人买一些问慰品实际花了100元,而村长却按500元报销,比实际价格搞出数倍。像这样的村官,当官根本不是为老百姓办事,而是挖空心思,变着花样为自己捞钱。实属坑害百姓的典型。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坏典型,没有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这种干部,不但影响了党的形象,更重要的破坏了党群之间的关系,他一年所造成的危害,十年也难以弥补。在该任村长之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们村一直没有稳定的领导,整个村子几年时间内,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

(三)

   “我们希望我们的村官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科学的发展观,带领百姓振兴我们这里的经济;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村官无视当地实际、无视科学发展观、无视老百姓的意愿和承受力、盲目蛮干、劳民伤财”。

   采访中隋小黑告诉记者:“现在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从村情出发、因地制宜、找到百姓致富的最佳切入点。我们山东庄村民的富裕就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山东庄尽是盐碱地。种小麦不高产、种棉花不丰收、栽葡萄——葡萄酸、栽苹果——果肉硬。但是发展枣树得天独厚,正是我和群众找准了山东庄经济发展的最佳切入点。所以才取得了少花钱多办事,快发展的结果。使得山东庄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2年,在山东庄大种枣树时,上级却要该村大种棉花。结果该村还是悄悄地发展了枣树,因为村民心里都有一本清楚的帐:如当时种一亩棉花只能收入六七百元。而种一亩枣树,少则能收入2000元,多则能收入4000——5000元。结果上级把村民逼上梁山,而村民采取对策应付上级检查,农民的地里也覆盖着塑料薄膜,结果薄膜下生长的不是棉花苗而是枣树苗。为了致富,村民们机智的应付着上级的检查和不切合实际的行政命令。如2002年当时的村干部,以每公斤2.4元的价格把村民的枣全部收购。当时一共收购价值五六十万元的鲜枣,结果该村官,只付给村民几万元的枣钱,欠下群众几十万元的枣钱却不知去向。村民们手里拿着欠款条向村官们要不下钱,从而引发该村农民拒交国家农业税。老百姓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实主义者,你为他办了十件好事,他不见得有多深的记忆,但是如果你坑害过他一次,他的记忆却是刻骨铭心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延续好几年,所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为民还是为己,是检验一个党员干部党性和人性的重要标志。
   扶贫移民,是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相关政策规定:“要本着‘政府引导、群众自愿、自筹、适当补助’的原则开展工作。严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搬迁。”然而,在交城县天宁镇却出现一桩怪事——指定搬出村庄的村民不愿迁出,指定接收村庄的村民不希望这么多人迁入,因为这起迁移事件,数百村民向镇政府下跪。2005年11月25日,记者在交城县天宁镇了解了这起事件的真相。
   郑家庄位于县城西北15华里处。现有34户110多口人。耕地580多亩,除按政府的要求退耕还林180亩外,人均耕地3.6亩,其中水浇地0.5亩。村民除耕作粮食作物外,还经营着苹果、核桃等经济林木,资料显示:2001年,该村人均收入达到了3000多元,可谓丰衣足食,所以,当他们得到通知,要求迁至南街村时,都震惊不已。
   年近7旬的村民郑活存说:迁入南街后,我们无地可种、无以为生。南街村可耕作土地基本没有,没有上规模的企业,我们靠什么生活?
   村民郑锦文也说:郑家庄离县城不远,交通便利,老百姓生活无忧。到了南街,我们就成了失地农民,生活将陷入困境。
   这次指定的郑家庄村村民迁入地——南街位于县城边,有2800多人,人均不到0.15亩耕地,只有两三家不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该村几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南街本来土地就少,2003年又要把一大片土地划出来建移民房,当时就遭到了我们阻拦,所以房子到现在还没有建成。移民建房占的都是我们的口粮田,耕地都盖了房子,我们怎么生活?
    11月25日,记者在南街村看到,一排排房屋正在修建,尚未封顶,房子看上去很窄小,前后长只有两米左右,施工的工人说,是为迁入的村民准备的,郑家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样的房子他们得掏12万元才能入住,从郑家庄搬出,每人补助2000元,像他们一家5口人,能补1万,11万元的缺口要靠举债解决,关键是迁到这里后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经济收入,11万元巨债怎么还?
   一个本可以安居乐业的村庄,为何要迁到没有耕地可种的地方?郑家庄的村民告诉记者,扶贫移民是名,抢夺资源是实——有人要在郑家庄开煤矿。
   一位村民向记者讲述了几天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幕:
   10月15日,镇领导带着开矿的人来到郑家庄村准备奠基,近百位村民一跪下,一位镇领导下车走到村民中间说:……今天不管遇上啥问题,工是非开不可!但这位领导快磨破了嘴皮,跪着的村民还是一动不动。从上午10点左右到下午2时30分,村民就这样跪着……最后奠基典礼的人只好原路撤回,奠基工作流产。
   后记者向省国土厅核实了解到,在郑家庄开工建设的煤矿尚未审批。11月26日,记者又采访了天宁镇分管此项工作的副镇长赵某。
   记者问:郑家庄为什么要移民?
   赵:按政策(移民政策),那里不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记者问:移到南街后村民怎么生活?
   赵:大部分还种原来村子里的地,移民后他们离县城近了,也可以出来打工。
   村民住在南街村,耕作农田却要回郑家庄,这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
   国家有关移民政策的核心是:“要真正使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记者采访的一位郑家庄村村民说的话却令人忧心,移民后,买了房子的欠了外债,没买房子的每月租费就得200元左右,生活费用提高了,原来的积蓄花光了,我们又回到了贫困线上,何谈“稳得住、能致富”。如此违背科学,脱离实际的盲目移民搬迁,又有什么意义呢?

(四)

   “我们希望国家的惠农政策善始善终、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我们不希望国家的惠农政策纸上谈兵、虎头蛇尾、让一些可恶的奸商钻国家惠农政策的空子,让国家用于惠农的巨额资金全部流入他们的腰包。”

   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上任后十分注重‘三农问题’,不仅制定了一系列帮农、助农、爱农、护农的惠农政策,国家不仅减免了农民的税费,而且还发放给了农民种粮补贴。同时,国家的惠农政策也成了一个个奸商十分贪婪的“血库”,他们哄抬物价、欺行霸市,张着血盆大口,吸干了国家输给农民的“血”。他们的违法哄抬市场物价行为,不但让农民得不到半点国家惠农好处,反而让他们更加雪上加霜。
   2006年元月11日下午,记者专门为此赴临猗县牛杜工贸区王寮村进行认真采访。采访中:村民王小选告诉记者:国家在未实行免除农业税及粮贴政策前,我们这里的每袋尿素销售价只40元。全国实施免交农业税和给农民发粮补后,尿素的市场价格就增长了1倍多。农民每年使用的塑料地膜,国家惠农政策实施前,市场上每公斤销售价格只有6、7元钱,而惠农政策实施后,塑料地膜的市场价格陡涨到每公斤12元,比国家惠农政策实施前的市场价格猛涨了一倍。
   采访中:夏县尉郭乡党委书记朱跃忠告诉记者:“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下都是关于农业的,这充实说明党和国家确实把“三农”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实际上国家一直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但我们乡没有吃过一次偏饭。农民也没有真正得到实惠。这次的种粮直补,直接发到农民手中,也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和农民种一亩粮食的生产资料投入一算帐,农民也得不到实惠。在粮食直补的同时,农资产品的价格直线上涨,上涨的幅度比粮食的直补还要大。要让农民真正得到粮食直补的实惠,必须两手都要硬:也就是在国家把粮食直补直接发到农民手中的同时,国家必须通过物价部门,严格控制和平抑农资产品物价,不要让国家发给农民的直补资金变向的流入一些黑商贩的口袋里。
   采访中:隋小黑十分感慨的告诉记者:“中央一项政策的落实要比制定时要艰难许多倍,由于有些政策的不落实,老百姓对国家发布的一些惠农政策,失去了新鲜感和信心,总觉得这些政策离他们很遥远。使中央一个好的惠农政策变成了纸上谈兵。”
   记者感言:惠农政策是国家爱护和帮助农民的一大举措,相对而来的是一些奸商为了发财,不择手段的给惠农政策设置了许多关卡和阻碍。因此,如果想让国家的惠农政策实施的好,让农民真正受益,国家必须以严厉的法规和铁的手腕平抑市场物价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物价,这样才能有效制止不法奸商的违法行为,让农民真正享受国家惠民政策的益处,否则,国家的惠农政策只能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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