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工人是社会群体中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是我们各级党政领导时刻不能遗忘和忽视的群体。这项工作做的好与否，一方面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温暖和社会的和谐。另一方面它体现着，我们各级党政领导，是否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否密切联系群众、是否影响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这项工作做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危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一定要把关怀和爱护下岗职工这项工作，当作大事来抓。时刻为他们所想，、时刻为他们所急、时刻帮他们解难、时刻为他们排忧、时刻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和兄弟姐妹。

（一）

   “我们希望党和国家高度关注我们的生存权利和工作权利，不希望成为没娘养的孩子，被社会遗忘。”
   采访中：大同市轴承厂厂长侯金喜告诉记者：“我厂始建于1983年，兴旺时，全厂工人达800多人，年产值1500万元，年上缴利润100多万元。工人们的日子过的都很富裕。工资按月发，从不拖欠。工人们有钱花，有饭吃”。
   从90年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由于上级给我厂派来的领导不懂业务，企业经营越来越糟。企业改制以后，改制的全是些皮毛的东西，根本没有触动到实际问题：一开始就叫承包，是换汤不换药，还是吃大锅饭。更有甚者企业承包是一种杀鸡取蛋，掠夺性的经营，承包者能干几年算几年，根本没有长远打算。后来，企业又开始改制，搞了股份制，职工占股比例很少，企业占股比例很多。改制还是换汤不换药。国家本想通过改制把企业搞活。但是变相的大锅饭，造成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形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把企业交到私人手中。当时十分差的企业政府和大款没人管，工人们只能坐着等死。改制的范围比较广：如资产的重组、租赁、脱管、改产，我们现在叫的破产，也是一种改制方式。我们企业从98年开始停产，现在还有450个工人。这些450人都在家里呆着，厂里留守人员20多人，退休人员280人，由于我们的产品没有市场，我们厂的负债越来越高。98年我们已到破产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厂的破产一直拖到2005年，才启动了破产程序。由于政府的原因，我们厂的破产一直搁置了7年。现在我厂负债已高达5000多万元，直到2006年2月17日，市政府才批准我们厂破产。我们厂进入破产程序已整整4个多月了，但一直达不到破产的目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以后，程序如何进行，那些部门应该分管我们厂的破产工作”。
   “大同市已有8年前宣告破产的企业，至今职工们得不到安置：如大同市橡胶厂、大同市综合食品厂，以上两个厂2000多名工人的工资和安置都兑不了现。现在我们厂留守的20名工人连工资都开不了。现在我们厂唯一有效的资产就是一些土地，因为这些土地是国有的，我们没有权利去处置。其它资产，我们厂一点也没有，但是我们厂进入破产程序以后，要向有关部门上缴180多万元的资产诉讼费、资产审值、鉴定费、土地评估费、清理组人员办公费、还有工厂资产维护费、清产期间职工的生活费，这180多万元，我们厂从哪里筹集：是向政府借，还是怎么解决…..

（二）

   “我们希望我们的企业‘和尚’富‘庙’也富；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企业存在着穷‘庙’富‘和尚’”。

   采访中：大同市轴承厂厂长侯金喜告诉记者：“我们厂还存在着穷‘庙’富‘和尚’的问题：98年，我们厂原厂长买了厂里临街的4亩多门面地，卖了200多万元，这笔钱一小部分用于厂里，其它一大部分就不知去向。由于原厂长卖了厂里临街的门面地。现在，我们厂子里面的土地，每亩地的售价由原来的150万元降到100万元，全厂60亩地就少收入3000万元。由于我们厂交不起破产的180万元，上面制订的破产法规，在我们厂就很难实现。”
   采访中：大同市轴承厂副厂长张义民告诉记者：“我们厂450人，从20人留守外，其他人都放假在家。我们这些留守人员怎么能拿到工资的30%，厂里规定一些老工人每月给80元，但由于厂里没有钱，其他放假在家的工人们连钱也拿不到。只能是画饼充饥。 这些老工人们只是有怨气坐着等死。一些年轻的下岗工人为了生存出去抢劫、偷盗，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不稳定。现在我们国家严重存在着好企业和差企业工人工资差距过大的问题。如；我们大同二电厂、自来水厂、供电局、铁路、金融部门，每月职工工资高达5000多元，每个职工每年年薪可达5——10万元，可我们这些倒闭企业工人的工资比他们却少的可怜。我是60年参加工作，工龄40多年，可我现在的工资才700多元。我的工资每次该长的都长了，但我的工资还是这么低。我儿子在大同某高校任教每月工资2000多元，是我每月工资的3倍多…..”
   采访中：大同市轴承厂厂长侯金喜告诉记者；“从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看，现存的矛盾很多，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谈和谐社会。在一个家庭里，如果老公赚不上钱，家也谈不上和谐。不要说儿女瞧不起你，就连老婆也瞧不起你，外人更瞧不起你”。
   采访中：大同县五交化公司职工张勃告诉记者：“我们五交化公司有50多名职工。原公司领导卖地开发收入了160多万元，我们公司50多名职工，每人发了9500元，50人合计发了50多万元。公司给我们50多名职工的养老保险金交到了2004年，共计上缴4万元左右，公司还贷款50多万元。土地占用费20多万元，本应是开发商出，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猫腻，这20万元还是我们公司给出了，剩下的40多万元就下落不明”。

（三）

   “我们希望自己能及时拿到低保金或保险金；我们不希望为我们下岗工人拨付低保金或医保金的主管部门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只敲梆子不买油。”

   采访中：大同市轴承厂厂长侯金喜告诉记者：“97年大同市建立了职工再就业下岗中心，进入这个中心的下岗职工每月能拿到170元下岗生活费。我们厂第一次向该中心申报了100多名下岗职工，因为我们原厂长弄虚作假为自己脸上贴金，做假帐，造成我厂帐面上不亏损（实际上亏损），结果造成我厂向该中心申报的100多名下岗职工的下岗生活补助费没有得到批准，现在我厂只有3个人做生意，其他人都在外面靠打苦工赚钱，我们厂450人中，有20%的女工人在家里坐着，靠男人养着。我们厂有个老工人55岁，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家里4口人，一个孩子中专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个孩子正在上职中，老婆有肝炎病，全家4口人就靠这个老工人在外打扫卫生每月赚的400多元来维持生计。现在该老工人家2代人，仍然住在15平方米的小房子中。我厂现在办公室主任为了生计在婚姻介绍所下夜值班，他每天看一些婚姻档案，有80%年轻人离婚的原因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有的今天结婚，明天离婚。有的一月份结婚，二月份就去离婚。我是69年参加工作的，已有38年工龄，我现在的每月工资820元，可我姑娘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一个月的工资就拿到1500元。我过去在厂里当过劳资科长，过去地方企业与国有企业、甚至与机关单位职工工资差别不大，也就是几元钱。从96年以后，机关单位、省属企业，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现在好单位与坏单位一个级别职工工资的差距，由过去的几元钱变成现在的几百元，这样政府部门在认为地制造着职工之间的贫富差距。在人为地制造着社会的不和谐。现在生产的地方企业基本上每月工人工资平均每月500元，比大同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还低20元。我的一个同学在大同二电厂当工人，他每月工资高达3000多元，工资比我高出4倍多。现在的大部门下岗职工的经济收入都在低保线上，市场上什么便宜他就吃什么。其他问题他都解决不了。（如子女上学等问题等）。这样怎么能谈得上社会和谐呢？最近，大同市总工会对特困户进行补助，我们公司28家单位共给两万元救济金。上面给我们厂下了两个名额，现在还不知道给一个人救济多少，我估计我们厂一个特困户给1000元就顶死了。这样的杯水车薪的救济，对身陷绝境的特困户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四）

   “我们希望下岗工人的特困户能及时得到救济；我们不希望下岗工人的特困户得不到政府救济，在贫困潦倒的生死边缘上挣扎。”

   采访中：大同市轴承厂厂长候金喜告诉记者：“工人参加医保，企业就得交费，我们厂职工连生活费都解决不了，就不可能申请参加医保，谁给我们医保去。职工有了病，只能自己去解决。碰上大病，你自己去背债吧。我们厂有一个退休工人，得了脑瘤病，到北京做了开颅手术。各种费用花了10万多元。他的退休工资不到400元，现在家里欠债7万多元。可这工人1年后就死了。现在他的妻子到处要求救济，可一直得不到救济。她的女儿已28岁还没有结婚，为了还债，女儿只能含泪去深圳打工赚钱”。
   “现在大同市真正实行医保只能占全市工人总数的20%，现在我们厂有280名退休工人。70岁老人占到30%，他们得病了，他们就不来找厂里，他们知道找来也没有用，找来也白找，因为厂里穷的没有钱，他们只能坐的家里等死。”
   “山西是典型卖官买官重灾区，他们花钱卖官后，就得往回捞钱，所以谁去解决老百姓的烦心事呢？中央领导下乡接待的人都是地方领导提前安排的人。有苦有难的老百姓，根本见不到中央领导，什么叫和谐？如果把人们将贫富之间的差距缩小了，就是真正的和谐”。
   采访中：大同县五交化职工张勃告诉记者：“我们公司买地开发，剩下的40多万元，还可以帮我们50名下岗职工，把养老保险金上交到退休，但是我们县商业中心主任李财却说：‘我们有县政府的文件，你们五交化50名职工劳动保险金只能交到2004年’，我们职工向李财主任要县政府的文件，但是他却拿不出。事实上，县政府就根本没有下文件说过此事。现在，我们的养老保险金根本就没有人管，但我们公司还有8个租赁柜台，8个柜台租赁费5万元。但交了2万元，剩余的3万元却不知去向。现在我们公司，每月给职工发70元的低保金，我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我爱人也下岗在家，这70元低保金根本无法维持一家4口人生活。我家一年花销2万元左右，我和爱人吃低保，一年收入也就2400多元，我家资金缺口每年1.8万元，这些资金缺口我只好从亲戚朋友家借，现在我家累积借别人的钱高达11万多元”。
   “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报销过1分钱医疗费，假如有医疗费，我也舍不得去看病，我也想用这些钱给家里买白菜吃。我今年49岁，到我退休时，我还得交5万元劳动保险金，我根本交不起，只能坐着等死。如果我儿子有出息能养活我，我就靠他养着。如果我儿子没有能力养活我，我就出去讨饭或者上吊自杀，活到啥时算啥时。我家的20英寸电视已用了20多年，最近坏了不能使用。无奈，我花了200元钱，在旧破市场买了一台很旧的电子管组装的黑白电视，凑合着看。我家里也装用暖气设备，因买不起煤，烧不起暖气，我们全家人只能在冰冷的屋子里熬着冬日。这次涨工资，即不涉及在岗职工，更不涉及下岗职工。但是，迅猛上涨的市场物价却覆盖着社会各个层面的人。我的妻子原在地毯厂上班，已下岗15年，现在她每月只能拿到80元的低保金”。

（五）

   “我们希望党和政府能创造新就业岗位，给我们一份工作，靠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而不希望光靠国家救助过日子”。
   在采访中，记者在和那些下岗工人交谈中，他们一再讲，我们也有两只手、年龄也不大、干活也可以，只是原单位没有了而没事干了，而不是我们不想干、不愿干，更不愿靠国家低保过日子。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是四零五零人员，在原来的体制中，在原来的企业，只能从事某一环节，某一工种，而现在下岗了。原来的工种，原来的技术可能早就被淘汰了，他们由原来的掌握少许技能变得一无所长，成为纯体力的劳动者，他们到处应聘、到处找工作，到处碰壁。
   这样的人，为数不少。
   这样的人，生活都很困难。
   这样的人，自救的余地不大。
   这样的人，政府应创造岗位，让他们就业，以便于让他们生存下去。